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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笏满床:一枚礼器的三个侧影

时间:2022-01-26 09:17:21
 

图为《王守仁画像》(手持笏板),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□ 江隐龙

“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;衰草枯杨,曾为歌舞场……”《红楼梦》迷一定都会对甄士隐的这篇《好了歌注》印象深刻。用歌舞场比喻“花柳繁华地,富贵温柔乡”好理解,但这个“笏”是什么,又为何能成为官职的代名词呢?其实“笏”就是大臣上殿面圣时所持的那一长条朝板,周朝时官员用这个记录君主的命令,所以“笏”最早就是一个材质坚硬的记事本,随着时间的流逝,这个记事本渐渐成为官员的象征,寻常百姓自然无缘一见。

庙堂里的朝位班序

笏的起源已不可考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引郑玄注云:“曶者,臣见君所秉,书思对命者也。君亦有焉,以出内政教于五官。”这里的“曶”通“笏”。史学家多认为笏至少在商朝就已出现,这一推论尚无确实的考古依据,但在纸张尚未问世的岁月,很难想象除了笏,君臣议政时还会有其他未被史书记载的记事工具。

至周朝时,关于笏的礼制已经逐渐成形。比如,周朝要求诸侯上朝需执牙笏,还规定了不同等级者需携带不同材质的笏,其中“天子以球玉,诸侯以象,大夫以鱼须文竹,士竹本象可也”。从中可以看出,至少从周朝开始,笏便具有了区分等级的功用,不同的材质体现了持笏者不同的身份地位。

两汉时期,造纸工艺不断改进,笏作为记事工具的功用受到了极大冲击。然而,从周朝到秦汉,近千年的历史已经让官员习惯了笏的存在,于是笏反而在记事工具革新的冲击中焕发新生,剥离了“书其上,备忽忘”的原始功用,转而成为单纯的“朝位班序”的象征。

自唐以降,官员朝服开始依品级区分不同颜色,大体为三品官以上服紫色,四品官、五品官服绯色,六品官、七品官服绿色,八品官、九品官服碧色。这一传统由两宋所承袭,而官员所持之笏也与朝服颜色相对应,服绯色公服者用象牙为笏,服绿色公服者用槐木为笏。唐宋两朝,官员出席重要场合均需携带笏,以便于礼官安排相应的位次及相互辨认。从周至宋已过去两千余年,“诸侯以象,大夫以鱼须文竹”的传统在王朝的更迭中不仅未见消退,反而越见精细。

明朝在承袭唐宋礼制的基础上,进一步对持笏之礼进行了细节性的修改,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方有资格使用象牙笏,五品以下则统一用木笏。清代明后,没有保留官员持笏面君的礼制,笏作为朝堂礼仪用具从此消失于历史之中。不过,以笏代指官员、仕途的文化传统却保留下来,满床叠笏、一门百笏等成语依然流传于世,为后人记录着笏这一器物曾经的辉煌。

法坛上的朝礼尊神

回顾历史,关于笏的作用却只说了一半。在中国历史上,笏不仅曾在庙堂中流转于公卿掌间,更在道教中走上法坛,成为道士仙家手中的常见法器。

早期道教并没有持笏之礼,道教中的笏也的确源于庙堂。作为典型的多神教,道教在最初其实并不具备“阵容豪华”的神仙谱系。然而在南北朝时期,道教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折,著名方士陶弘景编制了道教史上第一个神谱《真灵位业图》,将当时流传的五百多名天神、地祇、仙真、人鬼等根据世俗“朝位班序”分成了尊卑不同的七阶。两宋以降,庙堂之路不乏“道君皇帝”,奉旨“编排三界圣位”的官员更大有人在,至南宋时期,金允中撰著《上清灵宝大法》四十五卷,列三百六十分位神仙名单,按其性质、品第分为十一品,道教神仙谱系也最终形成。

道教神仙谱系的制定离不开庙堂之力,而作为“朝位班序”象征的笏被道教所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但道教文献并未对笏的材质进行明确规定,唯玉笏多为神灵所用。除了作为礼器,笏也演化成为道教常见的法器。有些道士会在笏上刻符箓咒语、北斗七星等符号作法,这些笏与桃木剑、如意、天蓬尺等法器一样,成为古人驱邪厌胜的利器。

书本中的逸闻趣事

如果说庙堂与法坛分别呈现出笏在发展中的两个侧影,那在文化层面,更多的逸闻趣事呈现出笏的第三个侧影。

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中均或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笏的身影。《红楼梦》第一回,甄士隐所作《好了歌注》首句便是“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”。“当年笏满床”取典于《旧唐书·崔义元传》,曹雪芹借此明喻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鼎盛与衰败,笏与诗中的纱帽、紫蟒一道成了官位仕途的代名词。

《水浒传》和《西游记》中的笏则有着浓浓的宗教色彩。《水浒传》第四十二回“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”中,宋江抬头舒眼望见九天玄女,玄女两旁的青衣女童便是“持笏捧圭”。《西游记》中,酆都判官崔珪、昴日星官、地府的各阴君均持笏。两书背后的道教传统,不言而喻。

《三国演义》中没有出现笏,但在曹操受九锡中出现了圭。对于圭,《说文解字》记:“剡上为圭,半圭为璋。”圭是一种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的片状玉器,始见于商而盛行于周是朝觐时标明等级身份的重要器物。圭的功用与笏完全吻合,形制也相似,故在后世圭与玉笏经常混淆。

从庙堂到法坛再到书本,从历史到宗教再到文化,笏的面孔事实上从未改变。笏是中国古代官员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,其材质通过历代王朝的律法加以明确。笏最终陨落于清朝,从历史的视角来看,曹雪芹写的“当年笏满床”也正是笏本身发展史的缩影。

(文章节选自江隐龙《法律博物馆:文物中的法律故事(中华馆)》,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)

来源:民主与法制网